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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国化】“伊儒会通”是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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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1 17:42: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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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多次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新要求。为此,中华文化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文化为浸润,以明清时期“伊儒会通”历史经验为借鉴,以《古兰经》与《圣训》等伊斯兰教经典的当代解读为切入点,组织编写了《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读本》。

       一、“伊儒会通”是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探索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有利于伊斯兰教健康存续。外来文化只有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时代化才能健康发展。不仅外来宗教要中国化,任何外来文化都要中国化。历史表明,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只有不断适应我国现实社会发展,充实时代内涵,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只会导致停滞不前,影响自身生存延续。例如,同样是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华文明相结合,非但没有丢掉核心教义,反而开创了中国化佛教流派,丰富了佛教的表达,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历史和思想。而天主教在中国化的历程中,罗马教廷不许中国信徒祭祖拜孔,引发了“礼仪之争”,以致于康熙下达“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的禁令,中止了利玛窦等数代传教士“入乡随俗”“耶儒会通”的中国化进程,天主教与中华文化失去了一次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机遇。

      伊斯兰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地域不同,条件各异,文化有别,自然而然地因本土化而多元化,包括教义教规的诠释、礼拜仪式建筑风格、风俗习惯等等,都汲取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元素。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宗教,也是不断本土化的产物,是用各个地方文化主动阐释理解宗教经典的结果。我国伊斯兰教更进一步地深度融通中华文化,历史上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明清之际的“伊儒会通”。

      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已有千年的历史。自唐朝传入中国后,伊斯兰教经典长时间未能以本土语言,即中文进行表达。到元明之际,由于伊斯兰教信众普遍地使用中文,很多人已经看不懂伊斯兰教经典文义;明清有些官员甚至认为伊斯兰教应禁绝。在此形势下,一批伊斯兰教学者打破了自唐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相对封闭的状态,开始使用娴熟的中文相继著书立说,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翻译成中文,将伊斯兰教与儒学会通,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元代以降,出现附儒而行的思潮;明清之际,生发“伊儒会通”运动;清末民初,则标举以儒为正的创新集成。其间,山东、江苏和云南等地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为伊斯兰教创造了中国化模式。比较著名的是被誉为“伊儒会通”的四大家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他们既深谙伊斯兰教教理,又深谙中华传统经典,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诠释伊斯兰教义理,将伊、儒、道等融合为一体,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伊斯兰教经义体系,成为人类文明中思想融合的典范之一。这说明,任何伟大的文明都应该能够融合其他文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平性,得到各大外来文化的认同。伊斯兰教的义理、观念与中华文明完全可以融合。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融合的“伊儒会通”历史经验,一定层面上奠定了之后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学理基础。

       一是“伊儒会通”彰显了对家国观念的认同。我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历程中,“伊儒会通”的古代译著家们主动将中华文明的家国观念引入伊斯兰教教义体系,并诠释伊斯兰教信仰的合理性。例如,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伊斯兰教的“敬主爱人”理念统合起来,提出认主须忠君(忠于国),认主须孝亲(孝于家),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

       二是“伊儒会通”促进了与中华主流文化的融通。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存续与发展,都表现出与儒家思想不断融会贯通,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佛教曾“援儒入佛”,基督教也曾“援儒入耶”,于是在中华文化浸润下,出现了“佛儒”“耶儒”的知识分子。我国伊斯兰教积极与中华主流文化融通,“伊儒会通”,形成了“伊儒”。一方面让更多人了解了伊斯兰教,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健康存续;另一方面使中华文化更深浸润伊斯兰教,实现了中国化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更大升华。

       “伊儒会通”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我国伊斯兰教知识分子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的矛盾,以理学概念阐释伊斯兰教的诸多理论和认识,遵循国法大于教规,尊重各宗教文化和谐共存,主动与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积极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落地生根。

       经过诸多先人努力,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明清三代逐步以“伊儒会通”适应主流文化,以“敬主忠君”适应国家政治,以“入乡随俗”适应社会管理。正是这种积极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才使得伊斯兰教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存续,呈现出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崭新面貌。中国化不但没有阻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延续,反而是因为中国化实践,才有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进一步生存延续的基础。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如果说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是极端思想,那么中国化就是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的天然防火墙。要想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必应清除宗教极端主义;要想清除宗教极端主义,必应推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要想推行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必应以中华文化浸润宗教。

       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的浸润下,中国伊斯兰教就能生发出更多团结。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以如此规模绵延如此之久,关键在于“大一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更是文化上的大一统。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性,如儒释道虽三家有别,却共同构建了儒学为主导、三教会通、多元和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外来文化只有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一统”之中,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这种“大一统”铸就了中国特有的政教关系,中国的政教关系既不是政教相争,更不是政教合一,而是政主教从、多元通和。宗教自觉维护国家权威,增进社会共同福祉,成为了优良传统。

       在中华文明大包容精神的浸润下,中国伊斯兰教就能生发出更多祥和。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中华文化相融通,不能仅止于诉诸宗教经典,否则无异于割断宗教与所在社会文化的联系,断绝宗教存续的根脉。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表现出与阿拉伯社会相适应,走出了阿拉伯社会来到了中国,就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这也是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健康存续的原因所在。伊斯兰教历史上曾有过以精神文化的理性宽容、丰富多样、充满活力、繁荣发展著称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教义中也蕴含着许多与中华文明气质相一致的精神,新时代需要我们深入挖掘,进一步促进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

       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有利于化解宗教纷争与文明隔阂。当今世界宗教冲突此起彼伏,文明隔阂日益加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重大挑战。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明与一神教某些传统不同,长期以来长于包容性而较少排他性,中国历史总体上没有发生过非此即彼的宗教战争,多种宗教和谐共生。历史上佛教融入中华文明表明了古印度文明因素与中华文明完全可以相融,当代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亦然。何况我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历程中,有过可资借鉴的比较成功的实践。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推动文明的和谐共生,它为人类文明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化解族群冲突、建构宗教和谐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的伊斯兰教,只有在教义教理阐释上进一步深度融入中华文化,才能够进一步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天下一家的共通性,促进伊斯兰教的健康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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