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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国化】新时代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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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4 22:20: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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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是管方向、管根本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各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结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对经典教义作出与时俱进的阐释,是宗教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读本》的伊斯兰教学理基础有三:《古兰经》《圣训》和“伊儒会通”译著家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伊斯兰教和佛、道两家的会通,扩展了与中华文化的交融点。特别是作为升华和亮点,在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方面,做了新的探索。

1.理同道合的宗教观

       一是文字虽殊,道无不共。历史上,一些信众担心把经典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会影响其教理教义的纯正,因此打破“真理只能用阿拉伯语解释”的观念束缚,多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几百年前“伊儒会通”译著家付出了巨大心血,可谓用心良苦。被誉为“伊儒会通”四大家之一的王岱舆说,用中文解读伊斯兰教是符合伊斯兰之道的。他认为,是真理还是错误,与文字无关,只与道理有关;文字好似建筑材料……关键不在你用什么材料,而在于你用材料建什么。曾注过《易经全解》的伊儒名家蓝煦提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何必拘泥语言文字之末,而疑其有同有不同耶?”“伊儒会通”集大成者刘智说:“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在“伊儒会通”传统的基础上,新读本还增加了伊斯兰教与佛家道家的会通,如在语言和真理的关系上,介绍了道家的“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介绍了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不执着于语言文字的中华文化理念。

       二是道通为一,和而不同。伊斯兰教经典中的一些经文,不同译本显示出有所不同的理解,从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引导。《读本》倾向于采用既没有偏离原文,又更接近中华文化精神的译文。再如伊斯兰教经典中有“智慧即便来自多神教徒也应采纳”,“使其邻居不得安宁者,他就不会是信士”(布哈里、穆斯林辑录),“谁伤害异民族,我便是谁的仇敌”(菲格黑•逊奈辑录)等内容。“伊儒会通”译著家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各教皆有圣人,圣人之教可以融会贯通,不能偏执于自家一教之言。如马德新说,“古来教道多矣,何教不有圣人?使必自高位置,谓我教有圣人,而他教之圣人非圣人,此尤不情之论也”;刘智提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金天柱提出“盖天下之大,心同理同”。这些话都是对宗教在一些方面表现出的“唯我独尊”排他性的反思。这类彰显出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多元、宽容的训导,《读本》中也多有提倡。

       明清之际诸多译著家都提出古今中外道通为一,会通到哪里呢?儒教家。伊儒学者唐晋徽提出:“无论何教,在在以儒律之,近于儒则为正,远于儒则为邪,斯千古不刊之论矣。”马德新说:“我观东土圣人,凡人生纲常名教,日用饮食数大端,诗书所载,无不尽美尽善而无以复加。”王岱舆说:“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中国传统伊斯兰教学者认同社会政治主流文化儒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以超越的态度,不与任何宗教绑定,不执着也不排斥任何一种宗教,主张各种宗教文化的和谐并存。新读本在此基础上,还介绍了佛教的“空”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所体现的宽容理性精神,以及反求诸己、自担其责的恕道精神。特别介绍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三教元无二道,和同都为一家”。我们还在新读本中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多样的事物具有一致性等内容。最后升华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2.乐群爱国的国家观

       国家观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关涉中国政教关系。中华文明的传统核心价值包括忠孝二字,其中“孝于家”是伊儒两家的共同要求,孝敬父母与长辈,没有什么分歧。关键是“忠于国”,不但涉及信仰的核心内容,还事关政治与国家。儒家讲究顺天命,但更强调忠于国家;伊斯兰教强调顺从真主,同时也有“顺从主事者”(即人间的执政者)的思想。也有爱国提法,如“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奥妙的启示辑录),“你们应当像鸟儿眷恋自己的窝巢一样热爱祖国”。

       “伊儒会通”译著家们对此问题潜心深研。王岱舆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提出,即便一个人信教特别虔诚,但没有尽到人世间对国家、对亲人、对社会的责任,前面的宗教功德都不足论。“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亦不足为功。”马注提出,“子孝臣忠,妇从仆顺,虽功课短少,终属天堂。若子不孝,臣不忠,妇不从,仆不顺,虽功课勤劳,终归地狱”。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到了哪个国家就要对这个国家忠诚,做忠诚于这个国家的“赤子”,“入籍版图,为朝廷之赤子矣;躬耕胼胝,为朝廷之农民矣;负载劬劳,为朝廷之商旅矣;鸡鸣不寐,为朝廷之士矣;执锐披坚,为朝廷之戍卒矣;艺业繁兴,为朝廷之百工矣。”这些话,被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信众所接受,明清以后清真寺的牌匾刻上“敬主忠君”四个字。新读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外来宗教在“孝于家、忠于国”上的自我改造、自我丰富、自我升华。如佛教经典教义中的出家剃度等行为与中国忠孝观念多有冲突,是佛教主动进行了中国化调整,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等理念。天主教利玛窦主张天主教教义应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认为读书人和官员祀孔是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宗教性活动,因而教徒可以到孔庙参加祭祀活动,可惜后来罗马天主教廷以保持教义的纯洁性之名,不让教徒祭祖祭孔,天主教中国化的道路由此中断。佛教和天主教在承认国家政权上走过的不同道路,产生了不同结果,这对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会有所借鉴。

3.和谐和平的天下观

       伊斯兰教经典中也有类似天下和谐、天下大同的思想,这正是我国伊斯兰教信仰者融入中华文明需要大力弘扬的。这类导向天下和谐的历史案例与经文,需要重视并挖掘,使之化为信众内心和平的种子。这亦是新时代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解经工作的重要使命。“伊儒会通”译著家们在此基础上更是提出了不光要“慈同教”,还要有“慈外教”的公善之心,极其难能可贵。如“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如“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老者安而少者怀,四海家而万物体,并由是兴”“汝不闻‘天道至公’?至公者,无私也”等,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新读本进一步解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等中华传统和平理念。最后升华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伊斯兰教中国化就是要使“所有穆斯林皆兄弟”向“四海之内皆兄弟”融通;使“天下穆民是一家”向“天下万民是一家”的境界融通。

4.修身立德的道德观

       在修身立德方面,伊斯兰教和中华文明有很多融合点。
       一是克己恕人。“伊儒会通”译著家提出“克已恕人”“止于至善”并把儒家圣人和伊斯兰教信仰用“恕”字结合起来,“惟圣人,体普慈之恩,通一贯之旨,用一个恕字,便觉天地位,万物育。”“克己济人,四海可为兄弟。所以同胞不义,对面远如千里,异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邻。”二是报恩行善。马注说:“观过知仁,可谓是非标准。”新读本进一步阐释了儒释道的善恶观,例如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例如道家的修德要依本分,致谦恭,守规矩,遵法度;例如佛教的报四重恩,自利利他。最后升华到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善宗旨。三是齐家睦邻。与邻人和谐共处,是中华文明传统美德,也是伊斯兰教提倡的美德。刘智提出:“拜中闻母呼必应,入寺闻亲疾则归。”即使在礼拜的时候,母亲呼喊也一定要答应;在清真寺听说父母有病则要回家。这实际是把人伦的孝行放在了比宗教仪轨更加重要的位置。王岱舆则进一步把家庭的孝与国家的忠结合起来,“世间好事惟忠孝,故征忠臣于孝子之门,谓其人能孝于亲,使亲心豫悦,即一颜面之承,不为亲所疑虑,不改亲之正行,他日之能忠于君,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必此其人。”新读本遵循贯穿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家风的要求,“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文化为浸润,经过不懈努力,《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读本》得以完成。我们一方面组织试讲,一方面广泛反复征求了相关部门、伊斯兰教界、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的意见,得到普遍肯定和好评。他们认为这一新读本立足于国家长治久安,将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阐发,是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共识的又一有益尝试。在试讲中,各个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班次学员反响热烈,他们说这一读本,填补了新时代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中国化阐释的空白;大家都知道需要坚持中国化方向,而这本书则提供了实践的范本,让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与伊斯兰教是一致的,相融相通的;特别是告诉我们当前怎么进行中国化,信教者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怎么做。

       推进新时代伊斯兰教中国化,就要直面难题解决难题。借鉴明清“伊儒会通”历史经验,只是新时代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如何对《古兰经》原文进行更深度研究,如何对《圣训》进行更多解读,如何在全球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全面创新挖掘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点,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争取人心、凝聚共识是我们的责任。以文化认同促进伊斯兰教信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深层认同,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

      是为序。

                                                           潘岳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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